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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南:志愿者公益形态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意义,转化为公益组织未必是最好路径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需要适应哪些新的政策法律环境,如何应对?12月19日,第二届中国公益行业法律合规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复恩法律论坛)举办,主题聚焦“公益行业法律基础设施建设”。来自法律、公益、学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当下中国社会组织所面临的政策法律环境方面的挑战,以及今年在抗疫实践中所得到的启示。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志南对疫情下志愿者与社会组织的行动与政策环境整个环节做了回顾和复盘,并再次肯定了疫情下志愿者相关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表示“希望看到有冲突的个案,让大家重新定义法律、定义政府的政策,以此应对我们今后的紧急状况下或者志愿者遇到此类公益行动如何引导、规范、支持这样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以下为李志南发言实录:

李志南:如上述复恩法律提到的,在疫情下,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资助了一些相关项目和研究。整体资金比例来看,捐赠物资占2000多万,社区项目占200多万,研究项目占70、80万,通过数据比例可以看出大概分布。在疫情常态化后,围绕疫情下的相关研究十分重要,公益行业的知识生产也十分必要,如CFF较为关注疫情下基金会的研究,而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比较关注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另一个关注重点是疫情下志愿者的相关研究。

其主要原因为,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一直以社区公益为主要支持方向,社区内存在多种公益形态。通常情况下,社会组织进入社区更多是跟社区自组织做关联,社区自组织是个非正式性的组织形态。这次疫情下,志愿者以及志愿者组织是十分重要的行动体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海燕和周文具体案例介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疫情发生的紧急状况下,有很多的正式组织无法很快行动起来,但志愿者的行动却非常有效。今天我们这个环节非常有意义,更注重行动性和引人思考。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成立组织就是为了降低成本,让大家一起合作更容易。原来5•12时期也有很多志愿者的公益形态,当时公益界意向把志愿者形态转化成正式组织,后来考虑到志愿者公益形态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意义,转化为公益组织未必是最好路径。志愿者及志愿者组织在这次疫情下体现了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无论是武汉银杏在行动这类网络非正式组织形态和基金会的合作,以及义工联在紧急情况下,如何与政府与其他组织合作,以及一些制度层面反思和思考。这个过程当中基金会怎么批准流程更快捷,志愿者自己内部也有处理地很好的流程,怎么通过流程管理让志愿者行动更高效等等。这是非常好的观察视角,在紧急状况下,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非正式组织内部通过流程式的、及时性的思路整理怎么样来开展活动。

另一点是社会资本非常重要,例如银杏伙伴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疫情下将大家集结起来参与行动相对容易。在疫情下很快有行动力的都是原来有端口合作的机构,如刚才提到壹基金为什么可以很快行动起来,正是因为原来就有这样一些网和端口跟当地有链结性。

另外上述的观点中都提到了“冲突”一词,志愿者团体、个体是非正式组织,怎样加入志愿者行动?这个过程有什么困扰和冲突,遇到冲突如何解决?在冲突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去思考,考虑政策法律环境的适应性等等。

笑哲的案例是以个体视角看待问题,“最后50米”就是在提醒社区志愿者的一个身份,海燕跟周文更多地关注网络志愿者活动。网络志愿者较年轻化,而社区志愿者偏老年性。社区志愿者活动形态如何,跟网络志愿者怎么对接?也是值得研究的话题。网络志愿者偏向工具使用、网络科技技术的运用,能够很快地形成数据性的资料,强调速度化。在获取需求数据后能够更高效地对接更多的资源。

通过今天整体三个案例,不管是海燕、周文还是笑哲的分析都能引发很多思考,这是我们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希望看到的。在疫情下真实的社区、真实志愿者的行动动力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做的、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困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复恩法律研究就是希望看到有冲突的个案,让大家重新定义法律、定义政府的政策,以此应对我们今后的紧急状况下或者志愿者遇到此类公益行动如何引导、规范、支持这样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这个环节是偏向行动性的,希望能从行业的眼光看到志愿者的行动能够留给我们什么,例如海燕做案例研究分析、周文做复盘,以及笑哲的个案带给我们知识生产经验启发在什么地方,这些对公益行业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让我们有更深层次地思考,对今后公益形态更丰富化,更多的路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12月5号是国际志愿者日,借此机会向每位志愿者表达一份敬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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